[i]这种观点从个人出发，开始注重个人的法律人格。
这种理论选择的背后是对政治的重新理解和对国家基础的深刻反思。以魏玛宪法为例，他认为：德意志民国的统一性并非建立在181个宪法条款及其有效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德国人民的政治存在之上。
施米特将理想宪法之理想性归结于现代宪法的国民法治国因素中的特定内容：（1）宪法=公民自由的保障系统。施米特对此似乎并无异议，而只是认为魏玛宪法赋予国事法院的司法权不足以构成美国宪法意义上的宪法守护者资格，而按照施米特自身发展出来的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法院更加缺乏守护绝对宪法的正当性资格与能力。[13] 参见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注[1]。按照施米特的看法，这种经验化的民主理论属于一种永恒交谈式的政治浪漫派立场，是不足取的。[51]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6页。
[72]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49页。（3）绝对宪法和实定宪法构成了施米特宪法学说的知识增量，这一增量曾被国家法的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所排除与遮蔽。[82]何美欢，见前注[2]，页30。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76—77。[12]当然，教育者还必须有远见，并非只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社会并由此成功发达，还要让他们有能力引领职业乃至社会的发展。(二)对法律硕士教学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方案 法律硕士项目(非法本)的教育思想，与上面论及的本科教育应当是一致的，也应当做类似的改革。这种业务所需要的能力，应当如何养成？不妨以信用证为例。
本案的问题是，停车场(假定为一个独立法人)能基于何种法律依据向王先生请求5元洗车费？规范的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步骤：①本案中双方显然并未订立洗车的合同，不发生合同上请求权。[75]斯塔基，同上，页128—129。
参见李其龙：让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发展——德国普通高中阶段课程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2年第3期。法官能力的培养是否偏离于其业务需求？绝非如此。例如，清华法学院的张明楷教授为本科生开了刑法研讨与案例分析，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只有解决了目标问题，才能以其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现有的法学教育到底有哪些缺陷、应当如何改进。
[11] 笔者认为，法学本科和其他本科专业一样，首先应当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法学院的课程显然应以专任教师为主，律师、法官等实务工作者兼任的课程只可能居于次要地位，不可能喧宾夺主，否则法学教育就失去了作为大学教育的意义。这引发了德国2002年的法学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法科学生可以在高年级阶段得到律师执业技能方面的训练。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够形成清晰的思考过程。
首先，美式案例教学法所编选的法院判例的数量必然有限，所涉及的法律知识不够全面。这种教学方式早已被习以为常，但是如果与学徒式教育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是多么惊人的教学效率。
她希望通过判例的阅读，训练学生理解、分析、陈述、适用判例以及发现错误与评价的能力。而且，可能还等而下之，因为大学的组织性以及学习压力与中学相较显然相去甚远，学生不仅无法养成能力，学到的知识也寥寥无几。
商人的要求千变万化，不可能事先预测，也不可能在法学院中学习(更没有这个必要)。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学术性。尽管赵晓力教授给本科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是，既然本科生中的很多(也许是多数)将来也是做这种非诉律师，他的建议岂不也能够适用？ [18]何美欢，见前注[2]，页15、16。比如，是否构成《民法通则》第93条上的无因管理，关键在于解释其构成要件，并发现其中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的目的这一项，而本案中停车场显然欠缺该意思，所以该条之下的请求权不能成立。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练习课的考试方式包括闭卷考试(Klausur,时间为2小时到5小时不等)和家庭作业(Hausarbeit,需要查判例、学说并进行分析，时间从2周到6周不等)两个组成部分。
[69]齐佩利乌斯，见前注[24]，页16—26。抽象地向学生灌输这一意识不可能使其懂得如何操作，也难以理解这些角度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对于四年制法学本科，笔者的具体建议是，第1—2学期为预备知识教育阶段(共设15—20学分)，第2学期可以开设一到两门专业必修课。因此，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佳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讲授式的课程中，不论教科书写得多深、老师讲得多好，都不可能让学生真正深入地理解知识，更不能训练技能。[66] 笔者完全赞同何老师的上述观点。
商务律师最有含金量的工作是设计各种交易框架。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一个司法解释大体结束了这个争论。讲授方式显然将继续作为主要的授课方式。通过各种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对主要的法律部门有广泛和坚实的知识基础，并且有能力像一个法官一样针对复杂的案件适用法律。
在某个具体制度上，如果某种有更好社会效果的判决必须以违反法治原则为代价，那么这个判决的社会贡献远不及于它对社会的祸患。[23] 需要注意的是，法教义学并非法逻辑学，并非以演绎推理为唯一方法(它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中只是一种很不重要的方法)。
[59]邵建东，见前注[21]，页3—26。笔者认为，不同的教师各有所长，未必每人都愿意主持案例练习。
各个法学院应当根据其规模和特色，开设选修性质的各种高级课程。笔者认为，案例练习课程应尽可能地训练学生像一个真正的法官那样援引、解释和适用法律条文，并训练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利用判例、学说和比较法。
其实，何老师所评论的都是好学生，因为他们还可以对很多东西如数家珍。她只是建议精英法学院应集中资源提供智能技能培育及法律知识传授。可以说，德国法科学生大学生涯的主要内容就是做案例分析，德国法律人就是在案例分析中炼成的。实际上，各方面对于目前法学教育的看法大体上均以消极为主，各类改革的呼声和尝试不断出现。
法官面对案件时常常会先形成一个预断(德文Vorurteil)，这是有益甚至必要的，但是接下来必须妥当地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对于考量过程进行理性建构，使其清晰化、精确化，在建构过程中也可能放弃该预断。[24]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125。
德国的法学教育方法建立在德国法律的高度法典化、科学化的基础之上。廖益新：法学本科素质教育中的问题与改革，《法学家》2003年第6期。
另外，应当为法学本科生开设一批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以作为预备知识教育。至少在笔者所熟悉的民法领域，笔者通过法律数据库读过的判决书有上千个，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许多判决。
